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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年末

2012年年末,我和陈虹颖约在台湾士林一家咖啡馆。台北的冬天,几乎天天下雨,不像北方冬天闷棍一样生猛的冷,这里一开始不觉得冷,但是随着时间流逝阴冷沁骨。陈虹颖皮肤白皙,单眼皮,有一双聪明的眼睛,笑起来两颗牙往外突,像只兔子。她身穿羽绒服,脚拖凉鞋,这是台北冬天常见的打扮。这个29岁清秀单薄的女孩,是士林王家强拆案的反对组织——都市更新受害者联盟的重要组织者之一。

士林王家?拆案,是2012年台湾最重要的新闻之一。这是台湾第一起拥有完整产权却被强拆的案例。

2010年台北市政府开始推行“台北好好看”计划,为鼓励房地产商开发房地产,政府承诺只要在本年内开工,就奖励两倍的容积率。同时从1998年开始,《都市更新条例》中采用“多数决原则”,只要多数住户同意,就可以强制拆迁不同意的少数户。一年内,台北市政府接到了五个强拆的案子,其中一家正是士林王家的两栋透天厝。

士林有夜市,也有蒋介石官邸,是台北的好地段。王家在这里生活了一百多年。男主人王广树脾气倔强,他不愿意拆掉祖屋,更咽不下这口气:“凭什么?”但是开发这一地段的建商乐扬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取得了多数户的同意,获得了政府的开发许可,王家尽管不同意,但是按照《都更条例》,他们家的房子可以先被预售、并可以被强制拆迁。

乐扬已经把期房卖了出去,但是王家坚持不肯妥协,乐扬也不愿变更设计,双方僵持不下,无法开工。已经签了同意书的邻居、买了期房的,都在着急。王家被称为“钉子户”,有传言说,他们是开价太高,而不是真不同意。其他建筑商们也都在等着强拆王家这个先例,此例一开,之后就好办了。王家相继向台北市政府、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提出告诉,但都败诉。乐扬建设以“维护多数都更办理户”为由,申请台北市政府代为拆除王家。2012年3月1日,王家接到公文,限于3月18日前自行拆除,否则将由市政府强制拆除。此后开发商乐扬调了两台挖土机,日夜对着王家。

2012年11月时,我和几个大陆朋友拜访士林王家的组合屋。那正是台北最舒服又最短暂的日子。白色的组合屋挂着几株盆栽,即使是小小的临时屋子,也有屋檐,也有黄色的灯光。那天是开窑的日子,朋友们烤了各种各样正常和发黑的披萨。陈虹颖指着靠在组合屋边的梯子说,有一段时间,建设公司的怪手(挖土机)就停在上边,为了防止他们突然动手,就要立刻上去,用肉身挡住怪手。

大陆朋友问:“那他们就会停吗?”陈虹颖愣住了:“会啊。”

朋友们沉默了。我们谈起钱云会、谈起在大陆拆迁中自焚的人们,成都的唐福珍,宜黄的钟家……,台湾朋友们惊愕了:“真的吗?除了西藏人,也有自焚的吗?”

那天晚上,我把作家阎连科为《纽约时报》写的《丧家犬的一年》这篇文章发给了陈虹颖。我为中国大陆同胞的命运感到苦涩,鲁迅在《纪念刘和珍君》中写:“人类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了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有一小块,但请愿是不在其中的,更何况是徒手。”中国人的命好像特别的贱,焚身,也只是绝望而死,甚至无法形成煤的分子。

陈虹颖接触“都市更新受害者联盟”是在2010年。她和一些同学组成了一个小团体,讨论都市更新问题。一次,学长提到有一群居民组成了都市更新受害者联盟,陈虹颖就跑去看。那是一个与课堂完全不同的世界:理事长彭龙三是修摩托车的“黑手”(台语工人的意思),他的字典法条都黑黑的,谈到拆迁,他可以立刻背出相关法令;她也看到咏春一家卖槟榔的钟姓夫妇,上下左右的邻居都搬走了,建商把门窗都敲掉,剩下他们孤零零的一户,之后又把他们告到法院,两年多的坚持之后,这家人承受不了心理压力,还是搬走了。

能够坚持抗争的居民,都是极其倔强刚硬的,他们不能理解,为什么自己住了多年的房子,建商、警察说围就围起来,恐吓、讥笑,街坊邻居的不解,让他们更觉愤怒。陈虹颖受到很大的震撼,她同样感受到那种朴素的愤怒,除了观察和记录,也许还可以做些什么,她和几个朋友决定加入,和居民们站在一起。

他们最初办影展、座谈会,讨论都市更新问题。但是这没办法解决都更居民的焦虑,2012年7、8月开始,他们寻找律师提供咨询,陪拆迁户去协调会、法院,在市政府、营建署前面抗议。同时,他们带来新时代抗争的特点,利用网络,开通了facebook页面,不断更新动态。这些来自不同地区的都更居民、学生、市民,开始发动一次次跨社区的串联抗争,寻求突破个案、在制度层面的解决方法。

3月19号,士林王家面临强拆之夜,都市更新受害者联盟的年轻人开始去王家陪同。他们生活在太平年代,从未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此刻感受到体制的强大和冷漠,也感受到自己的无力。真的会拆吗?哪天拆?如果房子里有人怎么办?陈虹颖每天开会都非常镇定,回家睡觉时却浑身发抖。她也在想,如果自己家里发生这样的事情,该怎么办?会劝妈妈坚持吗?

3月27号,拆迁的消息传来了。那天几个核心志愿者之间的手机打不通,但是和其他人却可以,她们怀疑电话信号被阻隔和监听了。这次也许是真的要拆了。都更盟的成员们赶到王家,一边架设网络电视直播,一边打电话拜托更多人来支援。在那之前,她们已经跟很多NGO、学校去说明,这一仗的意义是什么,陈虹颖说:“不是帮一个私有产权家庭打,而是台湾居住权的最后一道防线。大家没办法想像,完全合法完整的产权,房子也很好,会被硬生生的拆掉,如果王家被拆,以后会有十几户,一百户。”

大学生、教授、NGO的工作者,大约四百多人在夜里陆续赶到王家。他们部署在房屋内外,试图以各种方式阻止、拖延警察的行动。很多手挽手坐在屋前的空地上,有人用铁链把自己绑在大门上,也有人陪着王家人在楼上房间。直到那时,王家的老人们还是不相信自己家真会被强拆。

凌晨三点五十,警察来了,到场一千多名。他们封锁了巷子,但是面对守卫的人们、闻讯赶来的记者、架设起来的摄像机,双方僵持不下。台湾导演戴立忍当时也赶到了现场,作为公民记者,他在facebook上不断发布文字和图片消息。

这个夜晚后来被拍成了纪录片,放在网上。在片子里,人们面对警察席地而坐,齐唱改编自韩国工运歌曲《劳动者战歌》的《都更受害者之歌》,间歇有人拿起喇叭喊:“强拆违宪!”众人亦齐呼:“强拆违宪!”再喊:“和平守护!”众人再跟:“和平守护!”有一个包着黄头巾的小伙子,走到警察面前,手扶着一块黄色牌子,上写:“公平正义”,小伙子看着警察,柔弱无辜地说:“我们只是想守护一个受迫害的家庭,就这样而已。”警察们都别过眼神。在场的教授们则声嘶力竭,痛骂这将是“耻辱的一天”,因为这伤害了人权,伤害了台湾的民主。

五点半,天快要亮了,有警察吹哨,开始行动了。原本举着盾牌排成一线,此刻他们冲进人群,一个一个地拖出去。另一队则从后门突破。纪录片里,尖叫声、怒吼声,镜头摇晃着,拼命追着每一个绝望的挣扎。抗争很激烈,拉扯动动停停。终于在天大亮的时候,警察把院子里的人们抬出场,敲碎玻璃,剪开拴在抗议者和大门之间的铁链,撬开门,王家女儿抱着家中老人的遗像走出来,突然发出一声尖叫,妈妈跟在后面,一出门就瘫倒了。

陈虹颖大半个晚上都在顶楼,她负责写新闻稿,要保证电源和网络畅通。后来她走出来和官员喊话,也被警察抬了出去。晴天白日,挖土机轻松击碎王家的墙壁,一只高压水管在旁边扑灭灰尘。陈虹颖和朋友们坐在地上大哭,她们熬了一夜,已经精疲力尽,“像丧家之犬一样”,陈虹颖说,当时的心情,陈虹颖不愿说是挫折感,她说,“是愤怒”。

这一拆迁案在台湾引起舆论大哗,议员在国会质询,媒体一面倒批评台北市政府,市长郝龙斌宣布,在他任内不会再有强拆。

可是王家呢?他们已经被拆,接下来怎么办?

都市更新受害者联盟的年轻人立刻占领了这片废墟,搭帐篷睡在废墟上,阻止乐扬开工。他们利用新闻的热度,在这里办讲座、放电影、开音乐会,试图成为公民论坛。有一个晚上,我也去了,陈虹颖在主持一个教授的演讲。这里旁边就是捷运高架。每隔几分钟,车就轰隆轰隆驶过,千亿网站,只能看见她和演讲者的嘴一开一合。旁边的铁皮围栏,画了郝龙斌的涂鸦,旁边写着“台北好好拆”,还贴着一些强拆那天的照片。另一个晚上,我则看到满头白发的胡德夫弹着电子琴,在唱《大武山,我美丽的妈妈》,土地,也是原住民运动中的重要议题。

热度总归会退,周围的邻居也投诉他们太吵。王家从新闻版面上撤出,不耐烦的读者在网上留言:“你们有完没完啊”。不可思议的是,王家和都市更新受害者联盟居然坚持了下来。4月26号,他们在原址搭建了一座临时的组合屋。当天夜里,建设公司就找了一百多个中辍生来夜袭。那天大雨,都更盟再次动员了一百多位朋友前来支援。消息靠网络迅速散布出去,这一拆迁事件本来就很招摇,建设公司迫于压力撤退了。但是工人和挖土机随时待命,他们会在半夜敲门,让守夜的志愿者们无法睡觉。陈虹颖心理压力大到难以承受,过了这么久,已经非常疲累,可是一旦有风吹草动,必须立刻赶过去,否则更觉罪过。

当时她已经在读博士,为了赚学费,每周有三天去工作。她和同事们一起吃午餐时,听他们不痛不痒地讲些日常生活,觉得非常愤怒:“士林王家被抛弃了,在那里,大家讨论的是如何在一个有怪手的工地上来保护自己。”和太平盛世朗朗乾坤相比,这一切是多么的荒谬啊。

“拆后八个月的辛苦,远远大于拆的时候。”陈虹颖说到这些的时候,我觉得咖啡馆里越来越冷,忍不住伸手关上了她身边的窗。她只是静静坐着,好像交谈之外的一切都不重要。我问她为什么可以坚持这么久,她说是责任感吧,总不能开始了一件事情,中途又放手。

在台北久居后,我爱上了走路。窄窄的马路,只容两辆车来往。路边多为灰扑扑的矮楼,人行道庇荫在骑楼下,旁边是各式各样的店铺。和台湾的其他地方相比,台北足够复杂,适宜孤独者的漫游。

我很喜欢去西门町闲晃,那里就像北京的西单,是少男少女流连的地方,也是蔡明亮早期电影表现的主题。但从表面不容易观察到蔡明亮的荒凉和残酷,西门町太热闹了。步行街上,卖麻?、卖花生冰淇淋的小贩,在推车前一边叫卖,一边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这条街不能摆摊,警察会来查,只是不会踢翻摊子罢了。刺青一条街上,店门口的招牌是黑底上跳跃的繁复线条,新的文字。

西门町,这个名字是日本时期的遗迹。清代汉人在台北盆地的垦殖,沿淡水河边自然形成了两个聚落,艋?和大稻埕。清政府在旁边设台北府,称“城内”,这三个区域被称为“三市街”。虽然建了城墙,但是三市街之间是水洼地,不易交通。直到日治时期,才完成了台北向现代都市的建设,道路、水电、公共卫生等等。仿照京都的区划,日本人也以“町目”、&ldquo,千亿网站;条通”规划台北。台北可称为一个市了。

1945年至1949年之间,台北这座城市被重新刻画。废除“町目”的空间结构方式与名称,改用新的地名。比如“元首”的名字——台湾每座城市都有中山路、中正路,而且毫无例外都是主干道;而台北的中山北路,原本是日治时期开辟供日本人到圆山“台湾神社”参拜的通道;让大陆游客倍感惊喜的中国大陆各省市地名就也是此时命名而来。

在西门町,西宁南路甚长,分别与洛阳、开封、汉口、武昌、峨嵋、成都、贵阳、桂林路相接,我几乎是乐此不疲地数着这些地名,越往城南,越见国南。层层叠加的历史痕迹,使人感叹一个失败者的憾恨和乡愁,而城市、和原本生活在城市的人们,就因此被动地承担了这些憾恨和乡愁。很多人意识到这一点,并异常愤怒:“西宁路、昆明路,跟我们台湾有什么关系?”也有如作家张大春,谈到少年时期在这些街道的漫游:“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看这些地名,千亿网站,中国不也是台湾的一部分吗?”更多的人,恐怕只是默默地生活在历史的潜意识中,为每天的生存营营役役。

西门町所在的西区,是台北早期的经济重心。1990年代之后,政府把经济重心东移到信义区,也就是101大厦所在的地方。那一片地区,洁净、荒凉。楼宇之间距离宽广,最重要的配备是停车场,而不是人行道。你不会喜欢在那一带行走的,人无依无靠,风大得像在旷野,但说起来,摩天大楼群和旷野也不无相似之处。

建筑师王澍第一次来到台北,就为旧城欢呼,在访谈录《朗读违章》中,王澍说“对新大楼一点兴趣都没有”。他发现台北的街巷充满大量违章建筑,“花样百出”,“那些小空间都收拾得非常有意思,花花草草,巷子里面我觉得好像有千万个陶渊明生活在这个城市中。你会发现这个城市的城市计划是为人民所主动调整的”,“这是人性的胜利”,“我们所谓的都市计划以及‘从上到下’控制,是有严重缺陷的,它非常简单化……把生活简化掉了。”

我第一次来台北时,惊讶于这里的建筑,陈旧简陋,外墙颇多瓷砖,很像大陆二三线城市,而东区又表现出过时的野心,就像101大厦这座坐不稳的前任第一高楼。时间久了,才明白潜藏在“穷街陋巷”中丰富的生活、柔韧的生命力。

也是在一次次巷弄漫游中,我不断想起我所来自的北京,拆了城墙,又拆胡同,修建宽广的马路,更多的大楼,过红绿灯都要狂奔。人们的生活就这样三番四次被粗暴地计划。

而今天,台湾政府却在学习大陆发展房地产经济,将人们的生活掀起来抖一抖,重新折叠,房价上涨,财富重新分配。在士林王家手挽手坐在盾牌前的台湾朋友们,并不只是在维护私人产权,他们反抗的是这种粗暴的计划和都市前景。

苦难是不可比较的,每个地方的人们都在面对自己的困境,只有抗争,抗争中迸发出的生命力和想象力,才可以称为向死而生。谈及3月28日那一夜,陈虹颖说:“蛮力和胁迫没有办法真正威胁到自由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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